叶剑英安排任务给宋时轮遭拒，电话不接，叶帅苦笑称指挥不了他!

1984年，北京，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面对叶剑英元帅交代的任务，迟迟没有动笔，连叶剑英亲自打来的电话也没有接。这件事听起来颇有几分“违抗命令”的意味，可了解两人性格的人都明白，宋时轮不是故意怠慢，而是对手中的历史文字过于慎重。 当时，中央正在组织编写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。军事科学院承担了叶剑英传记的撰写工作，宋时轮与粟裕负责具体组织和采访。叶剑英一生经历复杂，既参加过早期革命斗争，也在国共谈判、军事建设和党政工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，想写得准确，绝不是整理几份材料那么简单。 宋时轮没有急着落笔。他和粟裕查阅档案，走访叶剑英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，还多次登门请教本人。叶剑英为人低调，起初并不愿意接受专门采访。 “这是写我个人，没必要兴师动众。”叶剑英曾这样表示。 宋时轮回答得很直接：“不是替个人树碑立传，是给后人留下真实的革命史料。” 这句话打动了叶剑英。1982年至1984年5月间，两人前后交谈五十六次。谈话内容并不局限于叶剑英个人经历，还涉及军事会议、战略判断、战场形势以及许多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细节。宋时轮问得细，记得也细，遇到时间、地点对不上的地方，往往要反复核对。 这种严谨，和宋时轮早年的经历密切相关。 1946年1月，宋时轮奉调北平，协助叶剑英开展军事谈判。当时国共双方围绕停战、整军等问题交涉，局势十分复杂。宋时轮不仅熟悉军事，也善于从政治和战略层面判断问题，在几次突发事件中表现得果断沉着。谈判期间，他还遭遇过刺杀，仍未因此退缩。 叶剑英正是在那段共事中，对宋时轮有了更深了解。此人能打仗，也能办文事；敢于坚持原则，又懂得从全局看问题。这样的干部，后来被调入军事教育和军事研究系统，并不是什么“明升暗降”。 1950年长津湖战役后，宋时轮所率第九兵团承担了极为艰苦的作战任务。部队入朝时间紧迫，冬装、粮秣等物资准备不足，许多官兵是在极其严寒的条件下投入战斗。战役造成了严重的非战斗减员，但把责任简单归结为宋时轮“指挥失误”，显然忽视了当时的战场环境和后勤条件。 志愿军入朝作战是临时接到的紧急任务，第九兵团来不及在东北完成充分的冬季补给。战后，毛泽东曾专门发电嘉奖宋时轮，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，对那场战役不能用几句轻率的评价概括。 1952年，宋时轮调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。对一名久经战阵的将领而言，走上军事教育岗位，不等于离开军队核心工作。培养干部、总结战法、建立教学体系，同样关系到军队建设。叶剑英筹建军事科学院时，正是看中了宋时轮兼具战争经验和理论能力的特点。 1957年11月，宋时轮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。到任后，他参与军事著作翻译、校订和研究，主持编写我军作战条令。那项工作十分枯燥，术语必须统一，案例必须核实，任何一个概念含混，都可能影响部队训练和作战理解。 有意思的是，宋时轮在特殊年代也没有随波逐流。有人曾要求他在会议上批评陈毅、叶剑英等老同志，他没有照办，而是明确表示，这些人都为革命和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，不能为了迎合某种需要而歪曲事实。此后，他受到冲击，甚至被安排扫厕所、罚站。 秘书李际均后来回忆，宋时轮在那段艰难时期始终守住原则，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，也没有借批评老同志来保护自己。这种性格，解释了他后来为何对传记写作格外谨慎。 1972年，宋时轮恢复工作，后任军事科学院院长。1978年3月15日，军事科学院成立二十周年之际，叶剑英到院视察，宋时轮与粟裕在门口迎接。摄影人员记录下叶剑英分别握住两人双手的瞬间，三位老将之间的关系，不需要过多修饰。 传记初稿完成后，叶剑英对宋时轮说：“时轮同志，能不能请你给这部传记写篇序？” 宋时轮连连推辞：“叶帅，这件事我不合适。” 叶剑英于是半开玩笑地下了命令，要求他三天内写好。三天后，叶剑英打电话过去，宋时轮却没有接。叶剑英放下话筒，苦笑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：“这个宋时轮，我居然指挥不动他了。” 宋时轮最终没有写序，却写下了一篇后记。对他来说，不写序不是推脱，而是不愿以自己的身份替历史作过多铺陈。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核对材料、辨析细节上。遗憾的是，叶剑英传记出版时，叶剑英已经离世，那段跨越战争年代与建设时期的深厚友谊，也留在了一页页经过反复核验的文字之中。 特别